七月的午后，柏油路被晒得发黏，空气里飘着沥青被烤化的焦味。我攥着冰汽水的手沁出细汗，塑料瓶表面的水珠顺着指缝往下淌，在手腕上积成小小的水洼。就在这时，那个人闯进了我的视线。
他站在公交站牌下，军绿色的的确良上衣扣得严严实实，领口别着颗褪色的红星。阳光把他的影子压得很短，像块深绿色的补丁粘在滚烫的地面上。周围的人都穿着短袖短裤，有姑娘举着遮阳伞匆匆走过，裙摆扫过他的裤脚时，那人下意识地往后缩了缩，仿佛怕碰坏了什么。
我忍不住多看了两眼。那身军装明显不合时宜，洗得发白的布料上还留着几处熨烫的折痕，袖口整整齐齐地卷到小臂，露出的皮肤被晒成深褐色，静脉像蚯蚓似的趴在骨头上。他手里捏着张泛黄的纸条，眼神在来来往往的公交车牌上扫来扫去，眉头拧成个疙瘩，喉结时不时上下滚动，像是在吞咽什么。
“同志，”他忽然转向我，声音带着点沙哑，“请问三〇一医院往哪边走？”
我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现在很少有人用“同志”这个称呼了，尤其是在这样的大热天里。他的口音很奇怪，带着浓重的鼻音，尾音拖得长长的，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的。我指了指马路对面：“过了天桥就是，不过今天好像有义诊，门口堵得厉害。”
他点点头，说了声谢谢，转身要走的时候，我看见他后颈的衣服已经湿透了，深色的汗渍像朵不断晕开的墨花。鬼使神差地，我叫住了他：“这天穿这个，不热吗？”
他停下脚步，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衣服，像是第一次意识到这个问题。“习惯了，”他笑了笑，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以前在部队，三伏天也要穿着这个训练。”
“您当过兵？”
“嗯，”他的声音低了些，“在昆仑山待了十年。”
我这才注意到他的耳朵，边缘泛着不正常的紫红色，像是被冻坏了的样子。昆仑山的兵我听说过，那边海拔高，常年积雪，别说穿军装了，就是裹着棉袄都能冻出冻疮。可现在是七月，地表温度快四十度了。
“您这是……”
“来看个老战友，”他把手里的纸条又捏紧了些，纸角都被攥得发皱，“去年在边境出了事，现在还躺着呢。”
我忽然说不出话来。旁边的奶茶店传来流行歌曲的声音，几个穿着吊带裙的女孩举着冰淇淋打闹，阳光透过梧桐树叶的缝隙洒下来，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而眼前的这个人，像个被时光遗忘的标本，固执地守着自己的温度。
“我帮您拿点东西吧，”我伸手想接过他肩上的帆布包，却被他躲开了。那包看起来不大，掂起来却沉得吓人，隔着布料能摸到硬邦邦的棱角，像是装着些金属物件。
“不用不用，”他往后退了半步，“都是些土特产，给战友带的。”
说话间，一辆公交车靠了站，下来一群背着背包的游客，叽叽喳喳地挤着往前走。他被人群裹挟着往后退了几步，手里的纸条不小心掉在地上。我赶紧捡起来递给他，才发现上面用铅笔写着地址，旁边还有行小字：记得穿军装，他认衣服不认人。
我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抬头时，正看见他对着公交车的玻璃窗整理衣领，手指笨拙地把歪了的红星别正，动作虔诚得像是在完成什么仪式。车窗里映出他的影子，绿色的军装在五颜六色的人流里，像片孤零零的荷叶。
“我陪您过去吧，”我说，“那边路不好找。”
他愣了一下，随即露出个感激的笑容：“那太麻烦你了。”
过马路的时候，他走得很慢，脚步有点跛，左腿落地时总带着点迟疑。我想起以前听人说过，高原兵很多都有关节炎，阴雨天疼得直打滚。可今天是个响晴的日子，太阳把地面烤得滋滋冒烟。
“您这腿……”
“老毛病了，”他不在意地摆摆手，“那年雪崩，被埋了半个小时，能捡回条命就不错了。”
我们走过天桥的时候，风忽然大了些，吹起他军衣的下摆，露出里面洗得发白的白衬衫。桥底下有个卖冰棍的老太太，看见他就喊：“小伙子，买根冰棍吧，凉快！”
他摇摇头，脚步没停。老太太撇撇嘴，小声嘀咕：“这人怕不是有毛病，大热天穿成这样。”
我听见他的脚步顿了一下，却没回头。
医院门口果然堵得厉害，穿着白大褂的医生在临时搭起的棚子下忙得团团转，排队的人绕了好几个弯。他站在人群外，显得有些无措，手里的帆布包被他抱在怀里，像是抱着什么宝贝。
“我先去问问，”我说着就要往前走，却被他拉住了。
“不用，”他指了指门口的保安，“我自己来就行。”
他走到保安面前，从口袋里摸出个红本本递过去。我离得远，看不清封面上的字，只看见保安敬了个不太标准的礼，侧身让他进了门。他转身朝我挥手：“谢谢你啊，同志。”
“不客气，”我看着他的背影，忽然想起什么，“您战友叫什么？说不定我能帮上忙。”
他犹豫了一下，说出个名字：“赵建国。”
这个名字像道闪电劈进我的脑子里。赵建国，去年边境冲突里牺牲的那个营长，新闻里报道过，追悼会上他的母亲哭得晕了过去。可他刚才明明说，战友还躺着呢。
我追上去的时候，他已经走到住院部的玻璃门跟前。阳光照在他的军装上，反射出刺眼的光，汗水顺着他的下巴往下滴，砸在水泥地上，瞬间就蒸发了。
“您战友……是不是去年牺牲了？”
他的肩膀猛地抖了一下，像是被烫到了似的。过了好一会儿，他才转过身，眼睛里蒙着层水汽：“护士说，他还认得出军装。”
帆布包被他放在地上，拉链拉开的瞬间，我看见里面整整齐齐地码着些东西：几包晒干的雪莲，花瓣边缘还带着冻土的痕迹；一瓶用青稞泡的酒，瓶身上贴着张手写的红纸条，上面写着“建国存”；还有顶带着五角星的军帽，帽檐上别着张泛黄的合影，两个穿着军装的年轻人站在雪山下，笑得露出两排白牙，身后的冰川在太阳底下闪着蓝光。
他把那顶军帽拿出来，用袖口擦了擦上面的灰，然后郑重地戴在自己头上。帽檐压得很低，遮住了他大半张脸，只露出紧抿的嘴唇。“我们在昆仑山巡逻的时候，他总抢我的酒喝，”他忽然开口，声音低得像在自言自语，“说等退伍了，要带这酒去天安门，就着二锅头喝。”
住院部的冷气从门缝里渗出来，带着消毒水的味道，和他身上的汗味混在一起，竟生出种奇异的肃穆。我看见他的手在发抖，不是因为冷，是因为别的什么。
“他总说我穿军装最好看，”他笑了笑，眼角的皱纹里滚下滴泪，砸在军装上，洇出个深色的小点，“说这颜色比雪山上的花还鲜亮。”
玻璃门自动滑开，冷气裹着他的身影进去了。绿色的背影在惨白的走廊里慢慢移动，经过护士站的时候，有个年轻护士朝他指了指走廊尽头。他点点头，脚步依旧有些跛，却走得很稳，像在走什么重要的仪式。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直到保安过来问我是不是家属。旁边的公告栏里贴着义诊的通知，下面压着张泛黄的照片，是去年牺牲战士的集体遗像，第一排正中间那个浓眉大眼的年轻人，和军帽上合影里的赵建国长得一模一样。
不知什么时候，天阴了下来。风卷着树叶的影子在地上跑，远处传来闷雷的声音。我忽然想起他耳朵上的冻疮，想起他腿上的旧伤，想起他说在雪崩里埋了半个小时——那时候他大概也穿着这身军装，在零下四十度的雪地里，等着战友来救他。
四点多的时候，下起了太阳雨。阳光从云层的缝隙里钻出来，在雨幕上织出道彩虹。我看见他从住院部走出来，军帽摘下来握在手里，帽檐上的合影被塑料膜包得严严实实。帆布包空了，瘪下去的地方沾着片雪莲的花瓣。
他走过我身边的时候，脚步轻快了些，像是卸下了千斤重担。“他看见军装了，”他说，声音里带着点释然，“我把雪莲放在他床头了，以前他总说那玩意儿能治关节炎。”
雨停了，空气里飘着泥土的腥气。他抬头看了看天，忽然笑了：“昆仑山的雨，落地就成雪。”
我们一起走过天桥，卖冰棍的老太太已经收摊了，只剩下个空箱子摆在路边。他忽然停下脚步，从口袋里摸出颗水果糖递给我：“给，路上捡的。”
糖纸是透明的，能看见里面橘色的糖块。我捏在手里，有点黏，大概是被他的汗浸的。“您这是要回去了？”
“嗯，”他望着远处的公交站牌，“赶最后一班去火车站的车。”
5路公交车“哐当哐当”开过来的时候，他忽然转身，把军帽往我手里一塞：“这个，帮我带给建国。”
我愣住了，手里的军帽还带着他的体温，帽檐的合影被摩挲得发亮。“您不自己……”
“我要去趟边境，”他笑了笑，露出两排被冻得有些发黑的牙，“那边还有新同志，得让他们看看，这军装怎么穿才像样。”
公交车门关上的瞬间，我看见他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正对着窗外整理衣领。绿色的身影在拥挤的车厢里，像片不肯凋零的叶子。车开走的时候，他朝我挥了挥手，手腕上露出道狰狞的疤痕，像是被什么东西咬过。
后来我去了趟赵建国的墓地。管理员说常有个穿军装的人来，带着雪莲和青稞酒，坐在墓碑前说一下午话，临走前总会把军帽放在碑上。我把那顶军帽轻轻放在墓碑前，照片里的年轻人笑得依旧灿烂，背景里的雪山还是那么白。
回去的路上，经过那家小饭馆，电视里正在播边防战士巡逻的新闻。画面里的战士穿着和他一样的军绿色军装，在齐腰深的雪地里艰难前行，军帽上的红星在阳光下闪着光。
我忽然想起那个七月的午后，他湿透的军装，他耳朵上的冻疮，他说昆仑山的雨落地成雪。原来有些颜色，从来都不怕岁月磨洗，就像有些温度，永远比夏天更滚烫。
现在每次路过三〇一医院，我总会多看两眼住院部的走廊。有时候阳光好，会看见穿军装的人从里面走出来，背影挺拔，像棵站在风里的白杨树。我知道那不是他，却总会想起他说的话——这军装怎么穿才像样。
大概就是，无论三伏酷暑，还是数九寒冬，都把那抹绿色穿在心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