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初的一天，古煜在江城的新办公地点突然接到省汽车行业协会的委托，要求撰写关于东风公司产品总设计师杜时可的文稿。在他的记忆中，杜总仍在车城。
经过网络搜索，古煜发现：第七届人大代表杜时可等32名代表曾联名建议制定《公司法》。《中国技术专家网》上关于Eqc1141G项目的资料显示，杜可可是该项目的第一完成人，其他完成人包括马克定、黄松、武思宁、刘德清、汪衡量、徐建明等。此外，在东风公司成立40周年的表彰大会上，杜时可、陈纫秋、黄松、黄佳腾、侯宇明、蒋鸣、周恒琪等杰出科技工作者均被列为项目的领军人物。
杜时可先生是一位因对中国汽车工业做出卓越贡献的资深专家，他将毕生精力奉献给了祖国汽车工业的伟大事业。尽管我对他的名字耳熟能详，怀有敬意，但对其深入了解却颇为有限。在八九十年代，我每日上下班都会经过他的住所，同行的两站路途中，常见一位戴着眼镜、清瘦儒雅、神采奕奕的长者。在人民公园至张湾青年广场的公交车上，虽未曾交谈，但有同行者告知，那位便是声名显赫的全国人大代表杜时可先生。
一、李四光曾是他学生时代的偶像
尽管我随总部迁至江城，但为了深入探究杜老，不得不重返车城。由于我熟知杜老居住的楼房，曾在那儿工作了35年的汽车城中，怀揣着探访杜老的期待。原本以为他仍居十堰，然而当我抵达十堰后，才得知他已迁居至上海女儿家中，这该如何是好？
据史料记载，杜时可于1925年出生于湖北黄冈，祖父母一直定居于此。父亲自北大毕业后在武昌执教，并在当地购置了房产，带着母亲和10个兄妹一同居住。父亲性格温和，对时可兄弟姊妹的管教较为宽松；母亲则知书达礼，悉心相夫教子。
然而，他目睹当时国民政府政治上的黑暗腐败，心生厌恶，尤其看不起那些当官的。同时，母亲对纯学术的重视，使他特别尊敬那些有学问的人，像李四光那样的杰出人物，这一点对他幼小的心灵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中学时期，他便知晓同乡中有两位最着名的人物：一位是军事家林彪，另一位是科学家李四光。在笔者对他的电话采访中，他表示那时自己还是学生，与军事家无缘，最崇拜的是科学家李四光先生——一位享誉盛名的地质学专家，因对国家作出卓越贡献而备受敬仰。
用流行的话来讲，他堪称李四光的铁杆粉丝，而李四光则是杜时可毕生的偶像。另一个关键因素是，他母亲的娘家与李四光的家相隔不远，亲戚们无不钦佩这种榜样的力量。她常在家中讲述李四光的杰出事迹，借此激励年轻的时可勤奋向学。正因如此，年轻时的他不仅以此为傲，更坚定了以李四光为榜样，刻苦钻研科学技术的决心。
1946年，他考入了上海交通大学，选择了航空工程专业。一方面，受到二战期间空军威力的震撼，他深信要使国家富强，必须发展航空工业；另一方面，他的堂兄杜时朗已先他一年进入交大航空系，兄弟俩在一起有许多便利。
然而，两年后，随着知识面的拓宽，他发现当权者更愿意高价购买外国飞机，却根本无意建立自己的航空工业。航空系毕业的同学，最好的出路竟是成为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家的打工仔。于是，他毅然决定转学机械汽车专业。
年轻人对日本帝国主义怀有深仇大恨，在抗战期间，他目睹了日寇的扫荡、烧杀、奸淫掳掠，给武汉和家乡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为了躲避灾难，他们一家从武汉逃进深山，他的二弟正是在深山躲避灾难、贫病交加中不幸去世的。
他主修汽车工程。那时流行“北清华，南交大”的说法，交大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远超现今。一次，学校特邀孟少农主任来交大讲授汽车专业课，这让他深受启发，进一步认识到汽车工业在中国的重要性，无论是在国民经济还是国防工业上都占据着极其关键的地位。
他对自己的专业选择感到满意，并期望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后，能在汽车工业领域做出显着贡献。为此，他孜孜不倦、全身心地投入到本科阶段的技术钻研中。
二、第一汽车制造厂的试车队长
自上世纪50年代初，他便投身于一汽建设，因其学业成绩卓越，领导层颇为赏识。凭借其深厚的学术专长，屡次被委以重任，且每次均能出色完成，这些辉煌成就均详细记录在其简历之中。
1951年，他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汽车设计专业，由国家统一分配至重工业部汽车工业筹备组，后该组更名为汽车局。1953年，他被调派至长春，参与第一汽车厂的建设，并在该厂辛勤耕耘15年，先后担任一汽设计处车型科副科长及设计一室副主任，并担任一汽cA-10载重汽车和cA30越野车车型主管设计师。
1961年，解放军总参谋部设立总后运输部炮兵科学研究院，对cA30进行全面试验。一汽副厂长郭力（后任中国机械工业部副部长）通知他到办公室，任命他为cA30全面试验的试车队队长，李荣飞、谷松照、田玉坤等担任试车队队员。
试车队对试验工作的开展进行了深入研究。随后，处总支书记刘捷军与杜时可一同前往沈阳炮兵研究院，商讨试验内容以及参与试验的车辆，并最终确定在广州进行一般行驶性试验。接着，通过登陆艇将车辆运至海南岛，展开多项特殊性能试验及3000公里耐久性试验。
试验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包括驾驶室闷热、车头视野不良、水箱开锅、转向承重化油器气轴故障，以及后桥齿轮易碎等。经过细致分析，团队找出了问题根源，并采取了有效措施，确保了试验项目的全面完成。
随后，在广东湛江进行了水网稻田和沙地的超低压轮胎通过性能试验。尽管工作艰辛、任务艰巨，但总是出色完成。在此期间，他还遵照孟少农副厂长的安排，设计了平头载重车cA11。
1967年，他再次响应党中央和汽车局的号召，前往湖北十堰，投身于第二汽车制造厂的建设工作。由于属于三线建设，郧阳军分区司令员特地前往长春，明确要求不准携带家属。
抵达十堰后，才发现这里地处深山，水源极为匮乏，河中满是沙石，难以取水。然而，一旦遭遇暴雨，山洪便会迅猛爆发，从山间倾泻而下的洪水能使河水迅速暴涨至两米多深，人们必须迅速撤离。
二汽原计划生产2.5吨和3.5吨军用车，民用车的产量仅为军车产量的一半左右。饶厂长等领导认为，每年生产大量越野车难以完全利用，因此决定改为以生产民用车为主。这就是后来命名的Eq140五吨商用车（货车）。
杜时可刚抵达十堰不久，便恰逢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大多数人被派遣至襄樊农场，参与五七干校的农业劳作。而他则被分配到六堰汽车修理厂革新班（即现今的重型车厂）。在此，他不仅学习钳工技艺，还根据厂内各项需求，设计与制作各类设备。
在那儿劳动了两年多，1971年组织上才把他在长春的家人调来十堰，使他们一家团聚，他也回到了本职工作岗位——汽车产品设计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