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柔，字文惠，是陈留郡圉县人。他的父亲高靖，曾担任蜀郡都尉。据《陈留耆旧传》记载，高靖的高祖父高固，在王莽时期不愿做官，后来被淮阳太守杀害，以烈节闻名。高固的儿子高慎，字孝甫，为人敦厚，不善言辞，但性格深沉稳重。他抚养了五个孤兄的儿子，对他们恩义深厚。琅邪相何英非常赞赏他的品行，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何英就是车骑将军何熙的父亲。高慎历任两个县的县令和东莱太守。他年老病退回家后，家里只有草屋和蓬门，瓮里缶里都没有积蓄。他的妻子对他说：“你做了这么多年的官，怎么就不能为子孙留下一点积蓄呢？”高慎回答说：“我以勤奋和清廉为子孙打下基础，给他们留下二千石的官职，难道还不够吗？”他的儿子高式，非常孝顺，总是尽力供养父母。永初年间，螟蝗成灾，唯独没有吃高式的麦子，圉县县令周强把这件事上报给州郡。太守杨舜推举高式为孝子，但他谦让没有接受。后来，高式因孝廉被任命为郎官。他的次子高昌，高昌的弟弟高赐，都担任过刺史、郡守。高式的儿子高弘，也是孝廉。高弘生了高靖。
高柔留在家乡，对乡亲们说：“现在英雄纷纷崛起，陈留郡是个四战之地。曹操将军虽然占据了兖州，但他有统一天下的志向，不会安心坐守。而张邈已经在陈留得志，我担心他可能会趁机制造变乱，我想和大家避开他。”但大家都认为张邈和曹操关系很好，而且高柔还年轻，所以不认同他的话。高柔的堂兄高干，是袁绍的外甥。据谢承的《后汉书》记载，高干，字元才，才华横溢，文武双全。他的父亲高躬曾是蜀郡太守，祖父高赐是司隶校尉。根据《陈留耆旧传》和《后汉书》的记载，高干应该是高柔的堂父，而不是堂兄，不知道哪里出了错。当时，高干在河北召唤高柔，高柔就带着全族人跟随他去了。正巧高靖在西州去世，当时道路艰险，盗贼横行，但高柔还是冒着危险去蜀地迎接父亲的灵柩，历经千辛万苦，尝尽了各种艰难困苦，三年后才回来。
曹操平定袁氏后，任命高柔为菅县长。县里的人早就听说过他的名声，有几个奸诈的官吏，都自动辞职离开了。高柔发布命令说：“过去邴吉治理政事时，官吏犯了错误，他还尚且能够宽容他们。何况这些官吏对我并没有什么过失呢！应该把他们召回来。”那些官吏都回来了，他们都自我勉励，都成了好官。高干投降后，不久就在并州反叛。高柔主动回到曹操身边，曹操想借机杀掉他，就让他担任刺奸令史。高柔执法公正，案件没有积压，被任命为丞相仓曹属。据《魏氏春秋》记载，高柔执法公平，而且日夜勤勉不懈，甚至抱着文书睡觉。有一次，曹操深夜微服出行，观察各位官吏，看到高柔，很同情他，慢慢地脱下自己的皮衣盖在他身上，然后离开了。从此，曹操任命了他。曹操想派钟繇等人去讨伐张鲁，高柔劝谏说，现在仓促地派遣大军，西边有韩遂、马超，他们会认为是我们向他们发动攻击，将会互相煽动造反。应该先招集三辅地区，三辅地区如果平定了，汉中就可以用檄文来平定了。钟繇进入关中后，韩遂、马超等人果然反叛了。
魏国刚建立时，高柔担任尚书郎，后来又转任丞相理曹掾。曹操下令说：“治理安定的国家，以礼制为首。治理混乱的国家，以刑法为先。因此，舜把四个凶恶的家族流放，皋陶担任法官。汉高祖废除了秦朝的严酷法律，萧何制定了法律。你高柔见识清明，执法公平，熟悉法律，要好好努力啊！”鼓吹宋金等人在合肥逃亡。按照旧法，军队出征时士兵逃跑，要拷问他的妻子儿女。曹操担心这样还是不能阻止士兵逃跑，就加重了刑罚。宋金有母亲、妻子和两个弟弟都在官府服役，主管的人上奏要把他们全部杀掉。高柔启奏说：“士兵逃离军队，确实令人痛恨，但我听说他们中间有时也有后悔的。我认为应该宽恕他们的妻子儿女，一来可以使敌人不相信我们真的会杀掉他们，二来可以吸引他们回来。如果按照原来的法律，已经断绝了他们回来的希望，而现在又加重刑罚，我担心从今以后在军队里的士兵，看到一个人逃跑，就会认为自己也会被杀，也会跟着逃跑，就再也杀不到了。这种加重刑罚的做法，并不能阻止士兵逃跑，反而会促使他们逃跑。”曹操说：“好。”立即停止杀宋金的母亲和弟弟，因此而活下来的人很多。
高柔后来被升为颍川太守，不久又回到原来的位置，担任法曹掾。当时，曹操设置了校事卢洪、赵达等人，让他们监视手下官员的行为。高柔劝谏说：“设立官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责。现在设置校事，这与上级信任下级的原则不符。而且赵达等人多次因为个人的喜好和厌恶，擅自作威作福，应该对他们进行审查和治理。”曹操说：“你对赵达等人的了解，可能不如我。他们能够刺探和处理各种事务，如果让贤人君子去做，他们反而做不到。过去叔孙通任用群盗，也是有原因的。”后来，赵达等人的奸诈行为被揭露，曹操杀了他们，以此向高柔道歉。
曹丕即位后，任命高柔为治书侍御史，赐给他关内侯的爵位，后来又让他担任治书执法。民间多次出现诽谤和妖言，曹丕非常痛恨这些行为，一旦发现有人散布妖言，就立即处死，并且奖励告发的人。高柔上疏说：“现在对散布妖言的人一定要处死，而告发的人则会得到奖励。这不仅使犯错的人没有改过自新的机会，而且还会开启凶恶狡猾的人相互诬陷的风气，这实在不是减少奸邪和诉讼，治理国家的好方法。过去周公作诰，称赞殷商的祖宗，都不理会小人的怨言。汉文帝时，也废除了妖言诽谤的法令。我认为应该废除对妖言诽谤的惩罚和奖励告发的法律，以弘扬天子爱护百姓的仁德。”曹丕没有立即采纳他的建议，但诬告的人越来越多。于是曹丕下诏说：“敢以诽谤来告发别人的人，将以他所告发的罪名来处罚他。”于是这种现象就绝迹了。校事刘慈等人，在黄初初年几年之间，检举了上万件官民的罪行，高柔都请求审查这些罪行的真实性；对于那些犯了小错的人，不过罚些金子。四年，高柔被升为廷尉。
魏国初年，三公没有什么事做，也很少参与朝政。高柔上疏说：“天地靠四季来完成万物的生长，君主靠辅佐来治理国家；商汤依靠伊尹的辅佐，周文王、周武王凭借周公旦、召公奭的力量，到了汉初，萧何、曹参等人都是凭借元勋成为国家的心腹，这些都是贤明的君主在上面任用贤臣，贤能的宰相和良臣在下面辅佐君主的例子。现在公辅大臣，都是国家的栋梁，百姓都仰望着他们，但把他们放在三公的位置上，却不让他们参与政务，于是他们各自休息，很少提出建议，这实在不是朝廷尊重和任用大臣的道理，也不是大臣们提出建议和反对错误意见的做法。过去，刑罚和政务有疑问，就在槐棘树下讨论。从今以后，朝政中有疑问和重大的刑狱案件，应该多向三公咨询。三公在每月初一和十五朝见皇帝的日子，也可以特别邀请他们进来，讨论得失，充分了解情况，希望对皇帝的听政有所帮助，对国家的治理有所促进。”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
皇帝因为过去的嫌隙，想违背法律杀掉治书执法鲍勋，但高柔坚决不执行皇帝的命令。皇帝非常生气，于是召高柔到尚书台；派使者按照皇帝的旨意到廷尉处审查鲍勋，鲍勋死后才让高柔回到廷尉府。
明帝即位后，封高柔为延寿亭侯。当时博士拿着经书，高柔上疏说：“我听说遵循道义，重视学问，是圣人的伟大教导；褒扬文化，崇尚儒学，是帝王的明智之举。过去汉末衰落，礼乐崩坏，英雄们争战不休，把战争当作主要任务，于是使儒林中的人才，被埋没而不为人知。太祖曹操兴起时，怜悯这种情况，在拨乱反正的时候，让郡县设立教学的官员。高祖曹丕即位后，继承并发扬了这一事业，复兴了太学，州里设立考试，于是天下的士人，又听到了学校的教育，亲身体验了祭祀的礼仪。陛下执政，遵循明智的哲理，广泛弘扬大政方针，光大先辈的事业，即使是夏启继承基业，周成王继承事业，也实在无法与陛下相比。
然而现在博士都是精通经典、品行端正的人，是一个国家的优秀人才，但他们的升迁却受到限制，时间不能太长，这恐怕不是推崇儒学，激励懒惰的人的好方法。孔子说‘推举善人，教育能力不足的人，就会受到鼓励’，所以楚国礼待申公，学者们精神振奋；汉朝尊崇卓茂，士大夫们竞相仰慕。我认为博士是道义的源泉，六经的宗主，应该根据他们的学问和品行的优劣，给予不按常规的职位。推崇儒家教育，以鼓励学者，对教化是非常重要的。”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
后来，大兴土木建造宫殿，百姓们劳苦不堪；大量采集美女，充实后宫；后宫的皇子接连夭折，继承人还没有生育出来。
高柔上疏说：“吴、蜀两国的敌人狡猾得很，他们正在暗中操练，准备动用武力，还没有打算投降。我们应该积蓄和培养将士，整治武器装备，以逸待劳。可是，最近却大兴土木，建造宫殿，搞得上下不安。要是让吴、蜀两国知道了我们的虚实，他们联合起来，一起进攻，那可就麻烦了。过去，汉文帝爱惜十户人家的财产，不肯建造小的台子供自己娱乐；霍去病担心匈奴的祸害，连修缮住宅的事都顾不上。何况现在损失的不仅仅是百金的费用，所担忧的也不仅仅是北方的祸患啊！可以先把现有的宫殿修一下，满足朝会和宴会的仪式。请求停止建造宫殿，让工匠们都去种地。
等吴、蜀两国平定以后，再慢慢地建造宫殿。过去，轩辕黄帝有二十五个儿子，传位的时间很长；周朝有四十个姬姓的国家，享国的时间也很长。陛下聪明通达，穷尽了事物的本性，可是最近皇子却接连夭折，熊罴的吉兆也没有出现。群臣们的心里，没有不忧愁的。按《周礼》的规定，天子和后妃以下有百二十人，嫔妃的数目，已经够多了。我听说后宫的人数，或许还超过了这个数目，皇子不兴旺，大概就是这个原因。我认为应该精心挑选淑媛，来补充内宫的数目，其余的全部送回家。而且要培养精力，保养精神，把安静作为宝贝。这样，子孙兴旺的吉兆，或许可以得到了。”皇帝回复说：“知道你忠诚老实，一心为朝廷着想，能够直言不讳。以后有什么意见，再告诉我。”
当时，狩猎的法律非常严厉。宜阳典农刘龟，偷偷在禁猎区射兔子，他的功曹张京，向校事告发了他。皇帝隐瞒了张京的名字，把刘龟抓起来，交给监狱。高柔上表，请求告发者的姓名，皇帝大怒说：“刘龟该死，竟敢在我的禁猎区打猎。把他交给廷尉，廷尉就应该拷打审问，为什么还要问告发者的姓名？我难道会胡乱抓人吗？”高柔说：“廷尉是天下公平的象征，怎么能因为皇上的喜怒而破坏法律呢？”他又重新上奏，言辞恳切。皇帝醒悟了，才把张京的名字公布出来。立即审讯，各自按照罪行处罚。
当时规定，官吏遇到大的丧事，一百天以后都要服役。司徒的官吏解弘，遇到父亲的丧事，后来又有军事行动，他接到命令，应该出发，他却以有病为由推辞。皇帝下诏书，大发雷霆说：“你又不是曾参、闵子骞，为什么说损害了身体呢？”催促把他抓起来审问。高柔看到解弘确实身体很弱，就上奏陈述了这件事，认为应该宽恕。皇帝才下诏书说：“解弘真是个孝子啊！赦免他吧。”
当初，公孙渊的哥哥公孙晃，担任叔父公孙恭的内侍。在公孙渊还没有反叛之前，公孙晃多次报告了公孙渊要反叛的情况。等到公孙渊谋反以后，皇帝不忍心在闹市上斩杀公孙晃，想在监狱里杀掉他。高柔上疏说：“《尚书》说‘用罪名来讨伐罪人，用德行来表彰善人’，这是国家制度的明确规定。公孙晃和他的妻子儿女，是叛逆的同类，确实应该斩首示众，不让他们留下后代。可是我私下听说，公孙晃事先多次主动回来，报告公孙渊祸事的苗头，虽然他是凶恶家族的人，但是推究他的本心，是可以原谅的。过去，孔子体谅司马牛的忧愁，祁奚表明叔向的过错，这是过去的美好道义。
我认为公孙晃确实有报告的情况，应该宽恕他的死罪；如果他自己没有报告，就应该在闹市上斩首。现在，不赦免他的性命，也不公开他的罪行，把他关在监狱里，让他自杀。四方的人看着我们国家，或许会怀疑这种做法。”皇帝没有听从，终于派使者送黄金粉末，让公孙晃和他的妻子儿女喝下去，赐给他们棺材和衣服，把他们埋葬在住宅里。孙盛说：听说五帝没有告诫发誓的文字，三王没有盟誓的事情。那么，盟誓的文字，是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的；抵押人质的做法，是从周朝衰微的时候开始的。
如果一个人的内心坚定，那么天地都可以感动；如果内心藏着别的想法，那么连鸥鸟都不会飞下来。何况自己的信用不足，却希望别人一定归附；自己的疑心产生，却希望别人一定诚心诚意，这和抱着冰块希望得到温暖，抱着火炭希望得到凉快有什么区别呢？而且，追求功劳的人，凶恶残暴的人，没有不背弃感情，只用计谋，贪图利益，忘记亲人的人。即使有慈爱孝顺的感情，也害怕招来杀身之祸。所以，周朝和郑国互相憎恨，汉高祖让项羽煮他的父亲，隗嚣抛弃儿子，马超背叛父亲，他们残忍到了极点，哪里能因为抵押了亲人，就真诚地把他们托付给对方，使他们永远牢固呢？
如果君主能够远的观察先王防止邪恶的最好办法，近的借鉴狡猾凶恶的人追求利益的凶恶用心，用解除罗网的仁慈战胜他们，用招来安抚的恩惠对待他们，用雷霆万钧的威力照耀他们，用及时的雨露滋润他们，那么，不恭敬的人可以在一个早晨收敛自己的行为，狂暴的人可以在朝廷上屈膝下跪。何必拘押他们的亲人，来换取他们的感情，逼迫他们所爱的人，来控制他们的命运呢？如果不能这样，却依靠计谋，用权术笼络他们，用一般的办法检查他们，虽然观察了一个地方，却希望得到整个天下，这种办法产生在粗俗狭隘的地方，希望或许能得到一半暂时的好处。
自己不得不实行残酷的刑法，来完成灭族的惩罚。这也是因为亵渎盟誓是由于一个人，而说使他的军队失败，没有留下后代的话。哪里还能再引用四种罪行不牵连后代的典章，司马牛得到宽恕的道理呢？假使抵押的人都不能保护他们的父兄，总是有二三句话，委屈地哀求他们的本意，而让他们都活下来，那么就会增长儿子们为了保护自己而让父亲和哥哥处于危险之中这种荒谬的想法。子弟虽然抵押了，一定没有杀戮的忧虑；父亲和哥哥虽然反叛，最终也没有灭绝的忧虑。高柔不明白这种办法不是强盛的君主的办法，应该阐述深远的道理，免除这种近处的制度。
可是他却陈述法律内的刑罚，来保全一个人的性命，可以说是心里存在着小小的善良，不是君主的气度。古代杀人的时候，也有仁慈。在监狱里判刑，并不是错误。臣裴松之认为，辨别和说明事情的道理，贵在得到当时的适宜的办法，不要白白地高唱大道理，而最终没有用。虚浮不实的说法，不切合实际，就好像画鬼魅的样子，却在狗和马的形状上犯了错误。抵押人质的兴起，并不是模仿近代，何况三国鼎立，辽东偏远，把他们的亲属作为人质，来防止他们反叛，不算不对。
高柔说公孙晃有事先报告的好处，应该宽恕他的本心。可是却严厉地责备高柔不能阐述深远的道理，免除这种近处的制度。我不明白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如果说猜疑和防范是不对的，抵押人质应该废除，这就是应该大大地明白先王的道理，不要参与抵押人质的生死。公孙晃被抵押，已经有很多年了，哪里能在杀和不杀的时候，才论述最好的道理呢？这和荆棘已经繁茂，事情需要判决，白白地论述不用刑法的好处，没有听到应当不应该的实际内容，有什么区别呢？这种迂腐不切实际的说法，也太过分了。
汉高祖在事情危急，道理紧迫的时候，用权术来帮助亲人，可是却总归于残酷的刑法，已经很冤枉了。而且，从古到今，没有子弟胡乱告发父兄来保全自己的身体的，为了自己活着而荒谬的道理，没有听说过。公孙晃因为哥哥告发弟弟，而且事情确实如此。说公孙晃应该杀，是用来防止反叛。如果说，说了也要死，不说也要死，难道不堵塞归附善良的人的心，失去正确刑罚的公正吗？如果赵括的母亲，因为事先请求而得到赦免；钟会的哥哥，因为秘密地报告而保全了儿子。从古到今，这样的例子，大概有不少。公孙晃事先的报告，事情和这些例子相同，却唯独受到否定和拒绝，实在值得悲哀啊！
当时，魏国规定，凡是在皇家禁猎区猎杀鹿的人，一律处死，其财产全部没收，而告发者则会得到丰厚的赏赐。高柔上疏说：“圣明的君主治理国家，无不以发展农业为首要任务，以节俭为根本。农业发展了，粮食就会充足；生活节俭了，财富就会积累。有了充足的粮食和财富，即使遇到忧患，也不会有问题。过去，一个男子不耕种，可能会有人挨饿；一个女子不织布，可能会有人受冻。近年来，百姓忙于各种徭役，亲自耕种的人减少了。再加上最近又有狩猎禁令，成群的鹿到处破坏，践踏庄稼，到处造成危害，损失无法计算。百姓虽然设置了障碍来防范，但力量有限，无法抵御。
比如荥阳一带，方圆几百里，每年几乎颗粒无收，百姓的生活实在值得同情。现在，国家创造财富的途径很少，而鹿造成的损失却很大。如果突然发生战争，或者遇到灾年，我们将无法应对。希望陛下考虑先圣的教诲，怜悯百姓耕种的艰辛，放宽对民间的限制，允许百姓捕鹿，取消禁令，这样百姓就能长期受益，也会感到高兴。”（《魏名臣奏》记载高柔上疏说：“我仔细思考陛下不早点捕鹿的原因，确实是想让鹿大量繁殖，然后大量捕获，作为军国之用。然而，我认为现在鹿的数量每天都在减少，最终无法增加。
为什么这么说呢？现在禁猎区方圆一千多里，我估计里面有六百只老虎，五百只狼，一万只狐狸。假设一只大老虎三天吃一只鹿，一只老虎一年吃一百二十只鹿，那么六百只老虎一年就会吃掉七万二千只鹿。假设十只狼一天共吃一只鹿，那么五百只狼一年就会吃掉一万八千只鹿。鹿崽刚出生，还不能跑得太快，假设十只狐狸一天共吃一只鹿崽，一个月内，一万只狐狸就会吃掉三万只鹿崽。总共一年会吃掉十二万只鹿。至于雕鹗等猛禽所造成的伤害，我就不计算了。从这些情况来看，鹿的数量最终无法增加，不如早点捕获它们。”）
不久，护军营的士兵窦礼外出后没有回来。军营认为他逃跑了，上表说要追捕他，并没收了他的妻子盈和子女，把他们沦为官府的奴婢。盈多次到州府喊冤申诉，但没有人理会。于是她来到廷尉处。高柔问她：“你怎么知道你的丈夫没有逃跑呢？”盈流着泪说：“我的丈夫从小就是孤儿，他养了一位老妇人当作母亲，侍奉得非常恭敬。他也很疼爱自己的儿女，总是形影不离，他不是那种轻佻狡猾、不顾家的人。”高柔又问：“你的丈夫和别人有没有怨仇呢？”盈回答说：“我的丈夫为人善良，和别人没有怨仇。”
高柔又问：“你的丈夫和别人有没有金钱往来呢？”盈回答说：“他曾经借钱给同营的士兵焦子文，但没有要回来。”当时焦子文正因小事被关在监狱里，高柔就去见焦子文，询问他的罪行。焦子文说：“我因为家里贫困，从来不敢向别人借钱。”高柔观察到焦子文的脸色有些慌张，就问：“你以前不是向窦礼借过钱吗？为什么说没有呢？”焦子文惊讶地发现事情败露了，回答得语无伦次。高柔说：“你已经杀了窦礼，不如早些承认。”焦子文这才叩头，详细地供述了杀窦礼的经过和埋尸的地点。高柔立即派人按照焦子文的供词去挖掘，果然找到了窦礼的尸体。
皇帝下诏，恢复了盈和她子女的平民身份，并且将此事通告全国，以儆效尤。高柔在任二十三年，后来转任太常，不久又升任司空，再升任司徒。太傅司马懿上奏罢免曹爽的官职，皇太后下诏让高柔持节代理大将军事，占据曹爽的军营。太傅对高柔说：“你就是周勃了。”曹爽被杀后，高柔被进封为万岁乡侯。高贵乡公即位后，高柔又被进封为安国侯，转任太尉。常道乡公即位后，高柔的封地增加到四千户，先后封他的两个儿子为亭侯。景元四年，高柔九十多岁时去世，谥号为元侯。他的孙子高浑继承了他的爵位。
咸熙年间，实行五等爵位制度，因为高柔在前朝有功勋，改封高浑为昌陆子。《晋诸公赞》说：高柔的大儿子高俊，担任过大将军掾；次子高诞，历任三州刺史、太仆。高诞为人放荡不羁，但性格刚烈，超过常人。他的三儿子高光，字宣茂，从小学习家传的学业，精通法律。在晋武帝时期，他担任黄沙御史，和中丞地位相同，后来升任廷尉，最后成为真正的廷尉。高光的哥哥高诞和他性格不同，高诞认为高光过于拘泥小节，常常轻视他，但高光对高诞却更加恭敬。高光最终担任尚书令，死后被追赠为司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