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升维打击理论上是有可行性的，但充满了偶然性并且代价太大，并没有百分之百成功的把握。
就像对于《三体》中的文明来讲，降维打击才是最经济，也是代价最小的选项。
因为从宇宙诞生之初，整个宇宙是十一维的，其中宏观空间十维。各个高维度文明为了自身的生存开启了降维打击模式，其后整个宇宙维度逐渐降低，到处都在使用。
也就是说宇宙降维是一种大的趋势，对于一种生物来讲，升维是不经济的，因为升维代价太大，就像躺着比坐着舒服，谁还会跳起来走呢？
再者说了，升维与降维那也是相对的，你觉得你是在进行升维打击，那还要看对手的实力，如果对手维度更高，比你高好几个层级，那么你的升维对于别人你来讲，别人也不过是用相对降维来应付就够了。
很不幸，这样的小把戏在检察官那里，自然是无处遁形的，宁致远的实力跟检察官想比，自然差着不少的层级，就算他再升维，也到达不了检察官的那种维度。
巴检察官听完，冷笑了一声，说道：“你最大的问题就是不知道自己能力的边界，当然，我尊重并扞卫你表达自我的权利，你不要觉得看了几本书，自己有不同的观念就很了不起，就愤世嫉俗的认为这个社会欠你什么，这个社会肯定不可能是为了顺从你而运行的，当然，也一定不会是为了跟你作对而运行的；
有的时候在你很确定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时候，你还需要在进一步，想想这个正确的观念是不是只是流于表面，而没有涉及本质，敬畏不是嘴上说说，敬畏是真的明白自己的能力所限，知道山外有山、人外有人，知道冰山一角的道理；
不会因为只是看到了冰山的一角就满足了，就看不起了，觉得也就是这点玩意了，而是在内心知道这只是一点点，更大更宽广的部分还埋在海下不为所知，静水深流的道理，我不想再多说。
就像你们年轻人，老是会把一些心灵鸡汤、励志言语奉为圭臬一样，说什么一瓶饮料，放在便利店里只能卖3块钱，但放在酒吧里、娱乐会所里、高档KtV里、热门的饭店里，那价值就直线上升了，最少可以卖到30块钱，所以一个人的价值取决于他所在的位置；
好像这么说就真的明白价值是怎么回事了一样，价钱高了就是价值高了？呵呵，你以为你在这里振臂一呼，就成英雄了？你以为你之前帮客户取得了他们想要的利益你就功德圆满了？无论什么样的结果你都是被迫的了，是别人要求你做的了？
你以为你现在想为你所说的在你所任职的集团内部跟你一样岗位的员工发声鸣不平就是在做善事了？你就有很大的价值了？刚刚说的那个矿泉水的价值问题，在我看来完全是错的；
一个人真正的价值，是就像那瓶矿泉水一样，就算是它被放在了所谓的高端的娱乐场所里标价30块钱了，可是在它自己的内心，他仍然知道自己是个什么东西，他仍然不会忘记，自己就是在便利店只能卖3块钱的普通的矿泉水，这一点你能明白吗？
当然，我不否认你所说的，贫苦大众当下的痛苦不可忽略，但这只是表面现象，那你有没有想过，想要从根本上杜绝或者减少这个现象，不可能是通过增加更多的医生来实现的，不是吗？
人口越来越多，疾病说来就来，但医生的培养可没有那么快，你想过培养一名医生需要多久吗？你所说的完全是你不切实际的臆想，在现实中根本就没有可操作性，所以你的观念不过只是基于现象的表面而进行情绪上的发泄而已，又能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鲁迅先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因为他透过现象看到了本质，本质上讲，想要从根本上减轻劳苦大众目前所承受的种种痛苦，最好的可能也是最快的办法，有的时候慢就是快，就是尽快实现一个安定和平的社会，而一个安定和平的社会的建立离不开时代的进步，时代进步的前提是人的思想开放，思想开放了，不断的去创新，就能慢慢解决这些问题，而且是从根本上解决；
这个时代，或者说实在任何时代，都不缺像他这样的一个医术高明的医生，就算他勤勤恳恳一生救死扶伤对于你所谓的劳苦大众的病痛来讲那都只是、而且只能是杯水车薪，而不是‘磨刀不误砍柴工’；
但那个时代缺的正是能够发现自身的不足并努力自强的启蒙思想，只有这种思想的普及才能带来社会的进步，‘何世无奇才，遗之在草泽’，我们缺的不是工具，我们缺的是思想，梁启超用‘学约十条’开拓学生的眼界，十条里告诉学生：‘非读万国之书，则不能读一国之书’；
要知道中国以外还有世界，了解世界才能为中国定位、才能了解中国。读书要治天下，这才是读书上学的目的。
那时候，中国的教育风气，都是叫人当成敲门砖，当成考科举、谋干禄、光宗耀祖的工具，但是梁启超却完全撇开这些，他用更高层次的目标来期勉学生，是学生在入学起点，就进入新境界，这是其一；
其二，你也理解错了一个作家写作的初衷。你会在作家的作品中看到很多不同的人物设定，里面不乏很多的恶棍流氓之类，为什么呢，难道只是让读者读起来更爽吗？
如果你只是这么认为而且读过之后爽完之后就没有进一步的思考了，那也只是流于表面了，都说‘仗义每多屠狗辈’，像古代的镖局，他们跟贼是合作的，开镖局的不能见贼就打，那样代价太高，打不胜打，相反的，不但不打，而且和谈。
说真话，因为保镖吃的正是贼的饭，没有贼这一行，谁还要保镖呢？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而言，贼正是保镖的饮食父母呀，就像是贼会到城里来玩，玩的时候找上镖局，镖局一定会保护他们，不让官方捉到，要是给捉到，招牌就砸了，以后上路，江湖绝不好走了。
恶棍是为法律和规矩所不容的，但对于作家来说，把恶棍的形象塑造的合乎逻辑、完整丰满和有血有肉，则别具一种吸引力，就像莎士比亚在创造伊阿古时的兴趣肯定要比他在天花乱坠地描绘德斯戴蒙娜时更加的兴趣盎然、兴致勃勃；
当然，还有一点是，作家创造恶棍流氓的形象在某种意义上可能也是为了满足内心深处的某些本能，就是那些在文明世界的礼仪风俗的压迫之下退入神秘的潜意识身处的本能，让这些人物有血有肉，其实就是让他的自我中那个无法借由其他方式得以表达的部分，本我的那一部分，得以表达并获得生命，这种满足感对于作家本人来讲也是一种满足。
说这么多，想要告诉你的就是，你在表达对上层统治者的抱怨之前，一定要清楚的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你要有敬畏之心，不是盲目的就敬畏，是要想到高层所能获取的信息肯定是比你多的，高层所经历的动乱和解决问题的经验肯定也是比你更丰富的，高层所考虑到的可能是更加长远的利益，也许当下大家都看不懂，可是最终会在未来的某个时间点显示出他的正确性。
谈社会制度，谈政治体制，民主在当下够流行了吧，可是丘吉尔不也说吗，民主不是最好的制度，他只不过是最不坏的制度，丘吉尔这句名言，这话听着多少有点别扭，为什么不说最好的制度，偏要说最不坏的制度，这两者之间有什么不同吗？
从语义学角度来说，这两种修辞没有什么区别。但说法的不同，表达了含义的区别。
如果丘吉尔说‘最不坏’，可能是有人说，这种制度也是有毛病，有坏处的。但丘吉尔反驳说，其他制度也有坏的一面，跟民主制度比起来，民主制度就算是最不坏的了。是不是有这样的意思呢？可能是有的。
当然，这里的所谓民主制是指的西方式的民主制，而不是所谓抽象的包罗万象的民主制。那样的民主制，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
其实，西方的民主制，在不同的国家，也是有着一些区别的。
比如，英国的君主立宪制，那个国家元首纯粹是一个摆设。虽然英国老百姓并不特别反感，但摆设就是摆设，没有多少实质的用处。而美国和法国的总统就是很有实权的，美国甚至没有政府总理，而意大利的总理和德国的总理权力就比较大，对比之下，他们的总统也多少有点摆设的味道。
但支持西方民主制的人们可能不这样认为，他们认为，西方民主制的核心就是一人一票，言论自由、两党制，诸如此类。
跟美国民主制完全一样的菲律宾和利比里亚，在经济、政治等方面却与美国有着很大的差别。而且，利比里亚长年内战，民不聊生是一种常态。
为什么同样的民主制度，在不同的国家里，所造成的结果却有如此之大的区别？按照中国人的观点，还是那句老话，总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采用相关的制度和政策。
丘吉尔说的民主制度是最不坏的制度，应该是指英国当时所实施的制度。但这并不等于其他一切国家都必须或者应该实施这种在英国看来是所谓最不坏的制度。
无论是最不坏还是最好，总要适合那个国家的具体情况。而且所谓最不坏或者最好，还要看这种制度给这个国家的人民是带来更多的福祉还是更多的麻烦，或者是祸害，甚至是灾难。
西方国家在九十年代之后，在非洲大力推行西方式民主，结果那里有不少国家根本就没有民族国家的概念，还是以部族作为当地社会的基本构架，这样的所谓民主选举只会挑起部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进而引发内战的发生。
至少人们看到，在某些非洲国家，这种所谓最不坏的制度，带来的结果却是相当糟糕的。
你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明白清末时期的康有为上书，慷慨激昂，自己觉得不得了，他当时就没有看待自己作为知识分子对于权力运作了解的局限性，用今天的话讲就是意淫的成分挺多的，他所说的那些言论，哪些改革都是没有问题的，都是很先进很前沿的，他的问题在于没有想过统治者是真的不知道吗？
他说的那些上书，统治者看到了，无非有些事已经做了，有些虽然没做但他们也知道的，也看到了，只是由于当时的客观条件没有做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只有康有为自己觉得自己多了不起，自己有多不得志，这就是知识分子无法逃出的局限性，眼高手低，容易上头。
你自己想想你自己的陈述，是不是跟康有为的这种慷慨激昂的上书，有本质上的相同？用康有为来对标你，还不算是看低你吧？
当然了，有激情有想法是好事，但是要注意方式方法，在这一点上，我倒觉得谭嗣同比他更坚定，自古变法武不从流血牺牲开始，他愿意我以我血荐轩辕来警示世人。
刚刚你也提到了谭嗣同，我想我就不用再更多跟你解释什么了吧”，巴检察官说完后，坐回了座位上面，这样的动作就是表示，自己暂时没有什么想说的了。
宁致远认真思考了一下，缓慢的说道：“谢谢您给我上了生动的一课，让我明白了自己的局限性。我还是我说自己吧。
我跟每一位客户都很坚定地说过：“公司的政策你们是明白的，但是说的明白一点，要去钻政策的空子，总要有个缘由，谁也不是吃饱了闲着没事干；
至于缘由可以是五花八门的，明的暗的、金钱的、性刺激的、花天酒地的，种类繁多，但本质上都没什么区别，都是为办成事的目的去服务的；
至于具体是什么，那就要看双方的意愿和资源，以及能力和局限，要看办事的人喜欢什么、愿意接受什么，更要看求人办事得人有什么，能够提供什么，对吧啊，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比第一点是更重要，那就是只要你决定了要去用缘由作为代价去钻政策的空子了，那就什么也别想了，筹备好资源等着就可以了，事情办成了，你把资源交给我，事情办不成，资源还是属于你自己的，谁都是无利不起早的，我们之间也还没有到无私帮助的那种关系，事情在办之前谈利索、讲明白对大家都有好处。
那既然我答应帮你们办了，那你们也不要试图去揣测我使用的手段和面临的困难，公司的办事流程很复杂，不是你们能猜的透的，你们只要相信我可以把事办成并且坚信是自己要求我办的就行了；
当然，你们也知道，有些事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我只是找个看起来合理的理由，并以此作为情况说明向公司提出申请，至于其中的细节公司可能还会找你们进行核实，我不能保证这些细节在你们看来都是真实的、合理的，我只想说无论这个细节是什么，那都只是手段，是用来服务于你们想要的目的的；
所以也许手段的过程需要你们的默契配合，真不真实、合不合理你们都不用管，你们只管看结果就行了，反正在结果没成既定事实之前资源在你们手上，你们也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期间如果有些你们无法理解的问题和我让你们的回答你们不一定能够理解的，你们都大可不必去深究，总之就是按我说的去做就可以了，在按我说的去做这件事上面，你们一定要把我当成哥们，我赞成的你们就赞成，我反对的你们就反对，我要你们撒谎的就要撒谎；
但反过来说，如果事情办成了，以后留有些后患时，你们更要那我当哥们，谁欺负我了那就是欺负你们，谁惹了我了也就是惹了你们的利益，谁拿我开刀了你们也要无私的保全我；
你们信我就行了，或者说，信你们的既得利益就行了，无论听到什么也不要多疑，因为你要的就是个结果而已，你拿到了自己想要的结果，对于一些事你最后的底线就只能是沉默不言，简单点说，就是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要后悔，就算后悔也不要怪到其他人的头上来；
因为如果未来真的发生了这样额情况，无论你们是出于什么样的理由跟任何人说了与事实不相符的言论，那都是得了便宜还卖乖，人心不足蛇吞象而已，本质上讲那就是背叛了，那肯定是不道德的；
在我这里，底线问题就是红线，没有商量讨论的余地，过线就开打，你不仁就不能怪我不义，这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是法律的本质，以牙还牙嘛，世界上现存的第一部比较完备的成文法典《汉谟拉比法典》第196条：挖去别人眼睛的人也要被挖出眼睛；第197条：打断别人骨头的人也要被打断骨头。
你看，法律至始至终的本质就是这个样子的，我相信大家都能听的懂，心里也明白，那就不要想着揣着明白装糊涂。
我相信话说到这里，拿着钱来找我办事的客户早就明白了我的意思，可是，明白了跟做到了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当下不就看的很清楚了吗？承办递交的证据里面，客户的口供，有几个人做到了我以上所说的？他们的承诺都是狗屁，无非是墙倒众人推、破鼓乱人捶的小人而已；
我是说我来自齐鲁大地、孔孟之乡，就因为这个，我在跟他们达成这种君子协定、口头协定的最后，还给他们用文人的故事又强调了一次，当然，我相信在那个时候，没有几个人是认真听的，估计心里都是在骂娘的，心想着装什么b呀，赶紧把事情办成就行了，呵呵；
我给他们讲的文人的那一套，是发生在宋朝的两个小故事。第一个是当时宋朝的皇帝仁宗开始施行新政，史称‘庆历新政’的那一会，主事官欧阳修以高昂的热情投身于庆历新政，竭力辅助范仲淹改革；
庆历新政以整顿吏治为中心，触动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因而遭到了猛烈攻击。反对派指责以范仲淹为核心的改革派为‘朋党’，引起了仁宗的猜忌；
欧阳修写了着名的《朋党论》上奏给仁宗，指出朋党自古就有，‘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小人因为权势与金钱而相勾结，当失去共同的利益时就会互相残害，他们结成的是‘伪朋’；君子恪守道义，爱惜名节，修身治国，始终如一，故结成的是‘真朋’；
他希望皇上能辨别朋党的真伪，即分辨君子与小人，这样就会天下大治
我之所以跟客户讲这个故事，是想让客户明白，无论以后发生什么事，都要与我做‘真朋’而不是‘伪朋’，不要在我陷入到危难的时候就落井下石、就互相谗害和残害；
第二个是苏轼与王安石之间的‘君子之争’，王安石那个时候有权力，但当他面对忤逆自己变法的苏轼的时候，他贬苏轼的官，不过是叫他到杭州去做通判，但是，后来自命为继承了王安石变法的‘新法派’的人却想将苏轼置于死地；
不能不说，王安石、苏轼以及司马光等人在熙宁年间斗争的最大恶果倒不是施行或者废除了几种‘新法’，而是诱发了无穷的派别斗争，从此以后，这一派得势，贬斥那一派，反过来也是如此；
这还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是这些后继者的政治品质又远不及王安石、苏轼以及司马光，其所作所为无非是把自己心目中的政敌往死里整，再也没有为国为民的意思，这就为北宋后期政局带来了无穷流弊；
苏轼也好、王安石也罢，自然都不希望出现那种局面，可是其作为却为那种局面的出现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不能不说是这些中国历史上的巨擘亲手造就的一出悲剧；
我当时想让客户明白的，也就是一个道理，就是以后真的像现在这样出事了，没关系的，你可以把你自己像择菜一样择的干干净净的，但是你不能像上面说的那些后继者一样，想着把我往死里整；
就算是你告诉我，是因为集团的势力的压迫让你没有选择，你不得不这么做，你也不希望会出现像现在的这种局面，但是，就像上面所说的，你们的作为却为当下的这种局面的出现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我又要怎么分辨你们是不是故意为之？
最后的最后，我特别强调，无论你们来找我是想要办什么事，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这个世界太复杂多变，确实没有什么一定之数，但有一点，只要我们真的想，那我们的心智还是可以有一定的坚守之道的；
你能坚守我们当下所说的这些君子协定，无论将来发生什么都不患得患失、并且乐于接受这个不确定性世界带给我们的一切结果，只把我们当下能够把握和应该把握的方面考虑周全，最终结局交由命运并坦然接受其结果，这样的话，我们就一起去尝试；
我们都是成年人了，坦然面对可能的风险并用理所应当的心态去接受可能的结果，这就是成熟的生活的心态，也是成熟的做生意该有的心态。如果你太患得患失，也许说明这个决定已经超出了你所能承受的范围，也就是说你并不坚定，那你就没有必要来找我去办这件事；
因为以我的经验来看，真正的好机会是能给人带来轻松及愉悦的，反复盘算和犹豫的只能说明机会不够大或者说超出了你的承受能力，关键看你自己的衡量，旁人很难建议；
但是，只要你做出了选择，就要去遵守，这是最起码的底线和做人的红线，对错倒还是其次的，之前也说了，对错还要看从什么角度去评判。
都说与人相交的缘分是极其微妙的，‘以利相交，利尽则散；以势相交，势去则倾；以权相交，权失则弃；以情相交，情逝人伤；唯以心相交，淡泊明志，友不失矣’.....
我倒认为只要你能遵守你做出的选择，无论发生任何情况都能毫不动摇，就可以摆脱上面所说的什么利益啊、权势啊等等，走心就是这样的，说的粗俗一点，就是自己约的炮，含着泪也要把它打完，没什么高大上的；
今天在检察官提交的证据里的客户的口供让我觉得很看不起他们的一点，就是左右逢源、就是小人得志，就是一副恶心的嘴脸，因为他们在找我办事的时候是那么的卑躬屈膝、阿谀奉承，曲意逢迎，我没法把这两副嘴脸放在脑海中进行深入的对比，不然我会当场吐出来，呵呵；
当然，现在，我也理解了他们。刚刚提到马丁·路德·金说我们每个人都在修造属于自己的圣殿，但人性充满了矛盾，无论你是谁，你在面临选择的时候都会有一场内心的斗争，就像每当你想行善时，就会有一种力量牵扯着你，让你作恶；
我很喜欢斯蒂文森的小说《化身博士》里所写的那样，他把我们每个人内心的善与恶都起了个名字，恶的叫做‘海德先生’，善的叫做‘杰基尔博士’，在我们都远比自己想象的自恋和道貌岸然的情况下，在每当想到自己内心的幽暗时，我们要怎么样在心中让‘杰基尔博士’把‘海德先生’杀死?而不是相反？
基于此，我也理解了在我案件过程之中一些我所看不惯的司法人员的所作所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人啊，人性的幽暗不仅需要外在的法律制约，还需要内在的德行约束，更需要信念的源力，讲到底就是要有正确的信念。
可他们也是人，是人就会有失去信念的时候，这种情况无法避免。理论上来说，对于任何国家和社会来说，司法人员都是重要的职业，法律制度之所以能够有效的运转，离不开司法人员对司法流程的信念。说白了，司法流程并不是什么自然规律，客观上不可更改。司法流程不过也是基于司法人员执行的信念，这个信念一旦崩坍，也不影响世界正常运行；
可是作为一名司法人员，如果在这个群体当中的人的灵魂真有什么可贵的地方，那必须包含能对自己身份，能力，职责的清醒认识。然而，有时像我会很怀疑我在自己这个案件司法过程中遇到过的一些司法人员，他们到底是些什么人；
他们大多比我们年长，有的颇为儒雅，有的却一脸精明，虽然各自面目不同，但我很清楚地、也很清晰的体验到，部分人却有着一种未经反省或者拒绝反省的自恋；
那是入戏很深、或者只是做戏但又不分真假的一帮人，他们借着司法人员的光环，充当‘正义使者的化身’，根本不给你任何反驳的机会，好像只要落到他们手里，你就是天然的要遭受鄙夷、要tmd闭嘴不要瞎逼逼，就好像他们无比正确，心安理得的通过合法的释放自己内心的‘海德先生’；
甚至有的还在背地里拿着实际的好处，在剥削欺凌他人的时候面不改色。所以，我觉得还是不要轻易的相信人性，尤其是一些道貌岸然的、高高在上的人的人性，这里面的人如果丧失了信仰，不知道会比真正的罪犯邪恶多少，在那些人身上，真诚作为人性的一部分已经不是主动隐藏了，而是天然消失了，没有了人性的这部分，也就不是人了；
这就是历史上改变人类思维最深刻的伟大的哲学家的其中一位叫做柏拉图的人所说的那样：‘人性就好比是一辆两匹马拉的战车，每匹马却朝着不同的方向奔跑，所以我们需要光明的牵引，行在光中，在阳光的照耀下，让人性的黑暗无处可藏’；
这个光明，我想，就只能是人类内心的信念，就是对某种信念的坚持，什么样的信念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你要咬牙坚持，无论面临什么都不能动摇，要有‘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的坚韧，要有‘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的干劲，不然，就无法抵挡人性当中的幽暗；
怕只怕什么呢，怕那些利用别人内心坚定信念的人，丧失了人性，狂妄自大，丧心病狂，比如司法人员利用人们内心对于司法程序正义的坚韧信念，背地里为所欲为；
就像柏拉图说的那样：“孩子害怕黑暗，情有可原，人生真正的悲剧是成人害怕光明”，宁致远说完，看向检察官。